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迎来70周年。从1956年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为名首次颁发，到1982年正式更名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作为五大国家科学技术奖之一，它代表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时值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联合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院相关获奖院属单位，推出《七秩荣光——档案里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专栏，以档案为九游官网凭，回溯27项以中国科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或主要完成单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彰显科学价值，重现时代回响，致敬为我国自然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

　　▲刘东生署名的《中国科学院“1973年-1980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完成任务的总结果》。（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980年西藏植被考察，翻越喜马拉雅山东段多雄拉山口。（来源：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证书。（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作者：杜珊妮（中国科学报社）；戴尔阜、曹明、吴夏川（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周岚、唐自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谭明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靳硕（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青藏高原隆起改变亚洲大气环流”“亚洲水塔滋养数亿人口”……如今，无论是翻阅中学地理教材、科普读物，还是观看纪录片，人们都能轻松获取到关于青藏高原的丰富知识。

　　时间回溯到20世纪中期，青藏高原之于中国科学界，几乎是一片“未知的秘境”。彼时，对这片约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广袤土地，仅有少数外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零散记述，而中国科学家在此开展的系统性考察近乎空白。

　　多年后，中国科学家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填补上了这块“空白”。1987年，由《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等组成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我国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系统性科学阐释。

　　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与这一研究项目相关的申报与鉴定、成果等珍贵档案，记录了一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屋脊”上的求索与坚守。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形成时间最年轻的高原，因其独特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与生物区系组成，被视为地学与生物学研究最理想的“自然实验室”。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版图”上，只有部分踏入这片高原的西方学者留下了少数考察记录，中国学者几乎缺席。

　　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西藏地区科学考察被列入国家重大任务。此后多年间，尽管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多次青藏高原科考，但大多规模有限且时长较短，始终缺少一场覆盖全域、多学科联动的系统性摸底。

　　线年的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那一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前身之一）冰川冻土研究室负责人施雅风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带队，在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700~5900米的冰川漂砾中，寻获了一块高山栎叶片化石。据当时的研究判断，这一叶片化石年龄仅有两三百万年。

　　要知道，高山栎主要生长在藏东南海拔3000多米的位置，这块化石的出现意味着，青藏高原隆升到目前高度是晚近发生的事件，而且似应是在两三百万年内上升了两三千米。

　　相关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在国际地学界引发了不小轰动。这块叶片化石的发现，不仅刷新了当时中国树木化石分布的最高纪录，也将中国科学家的目光引向了全新的命题——“高原隆升”。“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这一重大科学课题就此诞生。

　　随后，1966年至1968年，施雅风与刘东生再次联合主持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然而受时局影响，野外考察一度被迫中断。

　　直到1972年，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明确表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抓好，不要说过了就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搁置几年的青藏高原科考得以重启。

　　同年秋天，珠穆朗玛峰科考学术交流会在兰州召开。担任会议秘书的孙鸿烈主笔起草《中国科学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

　　根据这一规划，“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73年正式组建，由冷冰、孙鸿烈任正、副队长（后冷冰因身体原因提前退出），共组织35个专业团队，涵盖地质、地貌、植物、气象、土壤等学科的专家学者。

　　区别于以往碎片化、单点式调查，这次科考将青藏高原作为独立、完整的科学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也是人类首次开展大规模、全域性、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从1973年起步，持续近20年，直至1992年才结束。其中，以1973年至1980年青藏高原（西藏自治区部分）综合科学考察最为系统、全面。

　　正如刘东生署名的《中国科学院“1973年—1980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完成任务的总结果》中所总结的：“它第一次全面地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形成，生物区系的演变以及人类活动和农牧业的发展，成为研究和开发青海西藏地区资源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成果不仅对当前青藏高原的建设有现实意义，对于今后的规划和设计将是十分重要的。”

　　1973年5月，首支科考队沿川藏线向高原进发，最初队伍仅有40多名科研人员。从成都到拉萨，这条20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如今是自驾进藏的人们眼中的“景观大道”，但对于当年的科考队而言，却是一条险途——很多路段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千仞绝壁，另一侧则是万丈深渊，落石、塌方、泥石流是常态。

　　科考首站选在藏东南察隅，不仅因为这里保存了完整的热带至寒带垂直生态，也带有几分牛刀初试的意味——沉寂多年的基础研究刚刚重启，不宜一次性铺开全域调查，先以藏东南这片长期空白的“科学处女地”验证多学科联合科考的可行性。

　　令科考队惊喜的是，在这片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他们不仅直观见证了不同温度带在同一地区完整的山地植被分层、记录了诸多珍稀鸟兽，还采集到了海量昆虫标本。

　　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让所有人看到青藏高原是一座待开采的“科学富矿”，也验证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976年，青藏高原科考队已发展为一支拥有上千人的队伍，科考“大会战”也由此展开。同年，藏北羌塘无人区之行，则是其中最艰苦卓绝的一役。

　　羌塘，藏语意为“北方空地”。在这片6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土地上，不仅有野狼、熊等野兽出没，当时还有土匪流窜，是真正的荒蛮之地。为此，藏北科考分队实行集体行动和准军事化管理，由行伍出身的王震寰担任队长。

　　1976年6月9日，分队奔赴首个目的地——双湖。然而，原定一个月到达的队伍，因地图地名标注混乱、地方向导指引出现偏差，电台方位指令又发生错误，陷入长久迷途。行进途中，电台联络一天天微弱，口粮和燃料一度接近告罄。直至出发后的第36天，队员才望见双湖办事处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

　　寻路之外，水土不服和饮水问题也是挑战。有一次，由于一连三天找不到水源，队员们只好喝挖车挖出的浑水。

　　在这片无人区，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发生在巴毛穷宗——民间相传，这里是魔女镇守的魔国属地。队伍抵达这里时，队长见暮色中怪石林立，诡异莫测，命令停止前进。一个多小时后，直到先行侦察的队员鸣枪传递安全信号，队伍才有惊无险地安营扎寨。

　　最终，队伍历时4个月，终于走出无人区。虽然这段考察充满艰难困苦，但收获也大。在该地区，科考队获得了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状况，并收集了一批古生物、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极有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藏北一役之后，科考并未止步。此后数年，科考队继续奔赴横断山、珠穆朗玛峰、南迦巴瓦峰等区域，持续填补高原各处科研空白。

　　青藏科考中最重要的科学考察之一——珠峰地区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从海拔6000多米的三角观测点布设，到登山科考队员在峰顶竖立测量地标……镜头定格了一代科研工作者在“世界之巅”不懈求索、奋勇前行的身影。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和极端严酷的环境中，正是这样一群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科研人，长达十余年不间断地跋涉踏勘，搭建起属于中国的青藏高原自主研究体系，为往后数十年高原生态、地质、气候、农业研究筑牢根基。

　　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与室内总结，中国科学家在高原科考的心血最终凝结成34部（共47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专著，约1600万字，外加9部（共12册）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考察报告。

　　这些研究成果确立了我国在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论证了青藏高原几亿年来的地质发展历史和古地理环境的变迁，对高原隆起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结论；阐明了高原隆起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系统地记述了高原的生物区系，初步揭示了其组成、发生与演化规律；结合高原经济建设的需要，全面评价了各种农业自然资源和地热、水能等资源，提出了资源利用保护的方向和途径。

　　自此，国内空白的青藏高原研究与相关学科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资料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1980年，“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8个国家的近百名国际同行和300余位中国科学家参会。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大会闭幕式并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

　　那次会议上，许多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进行了交流。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eter Molnar曾找到中国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急切地问：“青藏高原上地幔顶部Moho界面的速度是多少？”滕吉文告诉他后，他兴奋地说：“我是又一个知道青藏高原Moho界面速度的人了！”

　　与此同时，有外国专家提出，希望从西藏采集岩石标本带回国。对此，邓小平同志则幽默地答道：“中国的山那么多，那么大，打一两块石头，大山还在嘛，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嘛！”一句话，为此后的国际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1986年，“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次年，以前期系统考察和阶段性总结为基础形成的相关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刘东生、施雅风、孙鸿烈等数十位科研人员作为主要研究者载入获奖名单。彼时，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尚未全部结束，相关野外考察和后续研究仍在持续推进。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的档案中，记录了这一荣誉的后续细节。1988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西北研究院前身之一）就该项目科研津贴分配方案发文，对20余名参与三部专著撰写的人员按贡献发放津贴。此前，施雅风主动放弃了津贴资格，将有限的奖励留给了团队中的年轻科研人员。

　　次年，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通知，将主要研究者此前因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已享受的每月30元、为期两年的科研津贴，按国家级奖项规定延长一年。

　　例如，依托高原隆升观测结果，刘东生开创性地将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季风的演变联系起来，构建了“构造—气候科学学说”，深刻重塑了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依托首次青藏科考获取的冰川、水文、生物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姚檀栋等科学家逐步构建起“亚洲水塔”的科学认知体系——青藏高原及其周边高山地区是除极地冰盖之外，全球第二大的冰川分布区，哺育了亚洲十多条大江和大河；依托首次青藏科考期间的生物调查成果，学界厘清高原生物区系格局，为高原物种起源、生物多样性研究搭建了基础框架。

　　此外，首次青藏科考积累的基础资料和形成的系统认识，不仅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持续的科学支撑，也为当代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亚洲水塔”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科学基础。

　　更难得的是，这场多学科“大兵团”协同的科考模式，也成为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设计范本，一代又一代科研人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探索“世界屋脊”的秘密。

　　从1964年那片被偶然拾起的高山栎叶片，到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再到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科学家在“地球第三极”铸就了一座科学的丰碑。

　　正如孙鸿烈所言：“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当你发现以后，又想去追索现象背后的原因，做各种理论上的推断，然后去搜索更多的资料，作出判断。”

　　（支持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2.李炳元、李明森、范云崎等著：《藏北无人区的尘封往事——首次羌塘综合科学考察实录》，学苑出版社

　　6.《第一次青藏科考已过去40余年，曾遭遇大塌方，最终发现了这些……》，发表于《北京日报》

　　7.《孙鸿烈：我深深眷恋着的青藏高原》，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建所70周年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