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题为 Hantavirus outbreak on cruise ship: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的观点文章。该文以发生于 MV Hondius 号的安第斯病毒（ANDV）疫情为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汉坦病毒的传播特征与邮轮环境的流行病学风险，并将病原传播生物学与船旗国 / 港口国法律管辖、船载应急响应等治理维度相融合，从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到应急响应提出系统性建议，为海上公共卫生应急准备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与实践依据。

　　2026 年 5 月初，荷兰邮轮Hondius号上暴发了一起严重的汉坦病毒（具体为安第斯病毒）疫情，截至 5 月 27 日共报告 13 例病例（11 例确诊、2 例疑似），其中 3 例死亡。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与病毒序列分析，本次感染很可能源于登船前在巴塔哥尼亚地区接触啮齿动物，随后在船上发生了人传人传播。安第斯病毒被确认为致病病原体。邮轮环境的流行病学风险（包括循环式空调系统和密闭空间）可能促进气溶胶传播和病毒存活。此次汉坦病毒暴发暴露出多项严重短板：船旗国与港口国之间法律管辖权不明、船上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健康监测与风险防控有限。这起罕见而致命的海上疫情凸显了海上公共卫生应急准备中的关键缺口，表明亟需加强对海上环境相关病原体的关键性研究、升级海上医疗设施与应急响应能力，并改进公共卫生教育，以预防和减轻邮轮上类似的传染病突发事件。

　　2026 年 5 月初，一起发生在邮轮上的汉坦病毒暴发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在正航行于大西洋的荷兰极地探险邮轮——机动船（motor vessel，MV）Hondius号上，暴发了一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聚集性疫情，据信由汉坦病毒引起。这一罕见的跨物种传播事件发出了严正警示：蓬勃发展的生态旅游业与现代海上旅行的交汇，正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深入分析了汉坦病毒的特征与传播动力学、邮轮环境固有的传染病风险、相关公共卫生挑战，以及未来的改进建议，旨在为提升全球邮轮公共卫生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MV Hondius 号于 2026 年 4 月 1 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启航，按南大西洋航线航行，计划依次停靠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夜莺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圣赫勒拿和阿森松岛，最终抵达佛得角。船上载有 57 名船员、13 名向导和 1 名随船医生，船载医疗设施仅能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经回顾性追溯，本次暴发可追溯至 4 月 6 日，当时一名 70 岁的荷兰籍男性乘客出现发热、头痛和轻度腹泻。5 天后其病情迅速恶化为严重呼吸窘迫，并于 4 月 11 日在船上死亡。随后，其妻子在圣赫勒拿岛下船并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她在途中病情恶化，抵达后不久即因病死亡。4 月 27 日，一名英国籍乘客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被医疗后送至约翰内斯堡接受紧急救治。5 月 2 日，一名德国籍乘客也在船上死亡。截至 5 月 27 日，共确认 13 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例（11 例确诊、2 例拟诊），造成 3 例死亡。1 例患者仍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其余病例症状相对轻微（图 1）。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与苏黎世/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致病病原体为安第斯病毒（Andes virus，ANDV）。

　　本次暴发对海上公共卫生风险管理提出了深刻挑战——具体而言，即如何在邮轮这一密闭、高密度且跨国的环境中有效预防和遏制罕见病原体。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技术性干预（如通风系统设计、隔离条件和检测能力），还需要厘清船旗国与港口国的责任、应对复杂的法律管辖问题，并加强医疗后送的国际协调。

　　与此前报道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类似，本次暴发同样发生在人口密度高、采用循环式中央空调、医疗资源受限且国际后送协调存在复杂后勤难题的密闭环境中。然而，该病原体的传播生物学特性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由流感病毒或诺如病毒等常见病原体引起的暴发不同，汉坦病毒是一种罕见且高致死性的威胁。它在邮轮环境中的首次出现，对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方案提出了远为严苛的要求。

　　汉坦病毒是一种有包膜的单股负链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病毒，归类于汉坦病毒科（Hantaviridae）正汉坦病毒属（Orthohantavirus）。这些人兽共患病原体主要在啮齿动物宿主中维持。根据致病性，汉坦病毒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汉滩病毒等，主要流行于欧亚大陆，可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第二类主要流行于美洲，包括 ANDV，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HPS）。HPS 是一种以急性呼吸衰竭和显著肺部受累为特征的严重临床表现，病死率显著偏高 。

　　汉坦病毒的自然宿主主要是啮齿动物，包括大鼠属（Rattus）、小鼠属（Mus）和田鼠属（Microtus）的多个物种。人类感染的主要途径是吸入被啮齿动物排泄物（尿液、粪便或唾液）污染的气溶胶，其他传播途径包括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或水、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尽管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不存在人传人，但安第斯病毒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已有人际传播的病例记录。局限而密闭的环境，加之长时间共同居住，促成了 ANDV 通过密切接触或吸入感染者排泄物所产生的气溶胶发生有限传播。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首发病例（即该荷兰籍男性）及其妻子在登船前曾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徒步旅行。他们曾入住木质小屋，而这些小屋所处的生境可能是长尾小稻鼠（long-tailed pygmy rice rat，Oligoryzomys longicaudatus）的栖息地；该鼠是地方性流行于南美洲南部（阿根廷-智利边境一带）的 ANDV 的自然宿主。目前最有力的假说之一是：患者在陆地环境中接触了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在潜伏期内登船，随后在密闭的邮轮环境中出现症状。现有证据提示，随后在船上发生了人传人传播。序列分析显示，各病例之间的差异不超过 1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强烈提示本次暴发很可能源于单次人兽共患溢出事件，或源于极少数密切相关的溢出事件。然而，由于难以在船上检测到啮齿动物的踪迹，仍无法排除以下假说：受感染的野生啮齿动物在港口补给期间潜入船舱，其排泄物产生了具有传染性的气溶胶。尽管如此，要最终确定本次暴发的源头，仍需依靠邮轮熏蒸消毒结果以及充分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证据。

　　MVHondius号与常规邮轮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大量无窗、密闭的舱室高度密集，且依赖中央供暖、通风与空调（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HVAC）系统。汉坦病毒粒子直径约为 80～120 nm，处于可吸入气溶胶范围内，且在室温下可存活近 2 周。邮轮舱室的微气候与 HVAC 系统有利于病毒气溶胶在整艘船上的存活和快速扩散。

　　作为移动的海上社区，邮轮设有仓库、机舱和货舱等结构性舱室，这些场所可成为啮齿动物的潜在藏匿地。因此，航行期间的啮齿动物活动构成重大风险，因为其干燥排泄物所产生的气溶胶可经通风系统散布至全船。此外，九游官网尽管汉坦病毒对紫外线（ultraviolet，UV）辐射敏感，但无窗的建筑结构和密闭的舱室特性严重限制了自然光照射。紫外线照射的缺乏阻碍了病毒灭活，从而延长了病毒在环境中的持留时间。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IHR）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法律管辖涉及复杂且相互重叠的角色。尽管 IHR 第 24 条要求船旗国确保船舶卫生标准，但船旗国在疫情暴发期间往往缺乏域外管辖权来强制执行命令。反之，第 27 条赋予港口国在自身卫生能力不足时拒绝船舶入境的权利，例如佛得角就因隔离和检测设施不足而拒绝 MV Hondius 号停靠。然而，拒绝入境的港口国仍有义务准许船舶前往最近的合适替代港口。这就形成了一个责任灰色地带：船旗国通常须承担医疗遣返费用，却无法强制船舶入港；港口国可依法拒绝停靠，但仍须安排替代性的接收方案。

　　MVHondius号在医疗资源配置和疫情应急管理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尽管该船按照国际邮轮协会（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CLIA）和船旗国规定配备了 1 名医生和 57 名船员，但面对 3 例死亡和多名危重患者，这一最低限度的医疗团队完全不堪重负，致使必要的流行病学调查无法开展。该船的诊断能力有限，特别是缺乏汉坦病毒快速检测和环境筛查手段，加之早期症状与常见呼吸道疾病相似，导致隔离措施滞后。此外，尽管该船具备应对肠道疾病的充足设施，但由于采用中央空调系统且舱室并非气密，无法有效遏制呼吸道感染，因而缺乏呼吸道隔离设施。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船载设施无法为急性呼吸衰竭等病症提供高级重症监护，最终不得不实施紧急医疗后送。

　　作为一个移动的海上社区，该邮轮在健康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方面暴露出严重的脆弱性。由于运营方未能针对各停靠港开展专门的流行病学评估，内部监测因而受到削弱。常规筛查无法将汉坦病毒早期症状与流感区分开来，凸显出开展针对性旅行史问卷调查的必要性。此外，多港停靠期间病媒控制不足，为啮齿动物宿主经由补给物资或行李进入船舶提供了潜在途径。这些系统性缺陷又因应急升级的严重滞后而进一步加剧。尽管首例死亡发生在 4 月 11 日，但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正式通报却推迟至 5 月 2 日。这一时间上的滞后无意中助长了病毒在船舶密闭环境中的持续传播。

　　MVHondius号疫情暴露出海上公共卫生应急准备中的关键缺口，凸显出三项亟待优先研究的方向。第一，需要建立定量模型来刻画密闭船载生态系统中的病原体传播动力学，尤其是病毒气溶胶经中央 HVAC 系统的扩散。第二，尽管 ANDV 的人传人已有记录，但其在海上环境与陆地环境中的传播效率仍不明确，因此亟需严谨阐明传播阈值和关键接触模式等核心流行病学参数。最后，尽管已有汉坦病毒疫苗，但针对 ANDV 的疫苗研发仍处于起步阶段，且针对邮轮等大规模聚集环境的专门接种部署策略也基本缺失。

　　建立全面的海上健康监测系统，需要一套贯穿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和应急响应的端到端框架。源头控制必须通过以下措施加以强化：强制实行登船前旅行申报、辅以针对地方性流行地区动态预警机制的严格症状筛查、为消除宿主栖息地而开展的彻底病媒灭杀，以及升级通风系统以最大化公共区域的空气交换。与此同时，提升运行准备水平要求优先为船员和医务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后勤保障，并通过个人防护装备使用和环境消毒规程的定期演练加以强化。此外，与各停靠港岸基设施的无缝协调对于建立高效的医疗后送通道至关重要，而多情景模拟演练对于检验早期发现、预警和快速遏制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为降低汉坦病毒等罕见病原体带来的风险，针对极地和南美洲航线的专门健康提示必须明确告知乘客，以提高其风险意识。这一点应通过强制性的登船前宣讲加以强化，向旅客普及前驱症状和报告流程，促使其及时报告症状。此外，个人防护指南应建议在进入可能有啮齿动物侵扰的密闭环境时佩戴 N95 口罩。在此类区域，应使用按 1∶10 稀释的家用漂白剂对可疑表面进行消毒，同时严禁干式清扫或吸尘，以防止传染性颗粒形成气溶胶。

　　MVHondius号上的疫情暴发是一起罕见且高致死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全球公共卫生管理敲响了警钟。它凸显出亟须加强海上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强化应急响应能力的紧迫性。未来的科学研究必须优先关注新发和罕见病原体，重点阐明传染病的演化动力学、病毒起源和传播机制（图 2）。与此同时，必须加强跨国公共卫生协调、升级船载医疗基础设施，并将常态化应急演练制度化，以全面提升邮轮疫情应对的运行准备水平。归根结底，将科学理论与务实的疫情防控实践严密结合，对于切实守护海上生命安全至关重要。